朱自清《经典常谈》1月销售超百万册，入选语文教材

朱自清《经典常谈》1月销售超百万册，入选语文教材

朱自清《经典常谈》1月销售超百万册，2023年春季入选语文教材，下面就让小编给大家带来朱自清《经典常谈》1月销售超百万册，希望大家喜欢！

朱自清《经典常谈》1月销售超百万册

新的学期马上开启，2023年春季，八年级下的语文教材进行了调整，最突出的内容为，在“名著导读”部分，将《傅雷家书》替换成朱自清的《经典常谈》。

澎湃新闻联系到上海某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他表示，在教学过程中，“名著导读”部分，老师不会详细讲解，只是提供一个参考，让学生阅读这本书。

得到这一消息后，各家图书公司都在跟进。在各个销售平台上，朱自清《经典常谈》一书的商品描述已加上“《语文》八年级阅读”“教材配套阅读”等说明。

销售数据方面，果麦出品的《经典常谈》首印虽只有5000册，但目前加印到第8次，发行量近20万册，出版方表示，随着该书被收入教材，近期还会计划加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2年8月推出新版《经典常谈》，但是仅仅在2023年1月这一个月，已经发行了130多万册，1月在京东平台销量环比增长了6.7倍。

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朱自清《经典常谈》的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它的写作，是由当时负责统筹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杨振声建议的。编写这类普及传统经典知识的书籍，其思想来源应该是胡适于1923年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

版本上，人文社推出的《经典常谈》以文光书店1946年刊本为底本，全文无删减，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时代特色。由于该书已经出版发行了七八十年，学术界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为作者当时所不及见。再版时，为保证相关知识的准确性，个别地方采用“编者按”的方式做了补充说明。

大家的关注点也聚焦于《经典常谈》是一本怎样的书?

《经典常谈》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篇，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作品。

2022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后，语文学科增加的核心素养中的一点是“文化自信”。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在之前的一个讲座中谈到“整个中小学所有的课程都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要通过语文课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而朱自清在前言中已经提及，他写作《经典常读》的目的正在于培养读者的文化自信：“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在这种意义上，《经典常读》更适配于这种教学理念。知乎上一位认证为“历史专业、语文教师”的答主认为：“《经典常谈》弥补了学生在语文学习(特别是古代文学学习)中背景知识不足的缺陷。在现行部编版语文教材中，各学段都选用了一些古代文学经典篇目，比如《<诗经>二首》《<礼记>二则》《曹刿论战》《<论语>十二章》《邹忌讽齐王纳谏》《陈涉世家》等等。在教读这些文章时，由于学生缺乏相应的知识背景，教师需要做大量的知识补充，才能让学生略有领会。但因为没有完整的背景知识体系作为支撑，这种领会也往往是机械的、粗浅的。很多同学对这类文章的学习就是囫囵吞枣、食而不化。而朱自清先生这部《经典常谈》，恰是：‘介绍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是学习传统文化典籍(也叫国学)的入门书、打基础书，又是极有学术分量的书。’”

我国的古代经典浩繁艰深，而且有文言文与白话文转换上的阅读障碍，读起来十分困难，正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言中所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朱自清认为，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接触到，并更容易理解和沉浸于古代经典，《经典常读》书中，朱自清对每一篇都有概括，做到知识上简洁精辟，例如：

《说文解字》：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

《尚书》：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

《诗经》：诗的源头是歌谣。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

《春秋》：“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

同时，朱自清的文字更通俗流畅，以书中解读《春秋》为例，“西狩获麟”的原文其实很简短：

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获麟，击之，伤其左足。将以示孔子。孔子道与相逢见，俯而泣，抱麟曰：“尔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而朱自清在本书中，写到孔子见麟而泣的故事时，以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解读：

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也非常注意对于庞杂的古代史源流、发展等内容进行总结，让年轻读者们获得一种简明的印象，如对于书体的演变部分，他写道：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

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八分书”。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简里最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

晋唐之间，却称为“隶书”，而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言里，曾表达过他的一个心愿，他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叶圣陶在读完《经典常谈》后评价：“因为这本书的引导，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

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有感

浩瀚的书海一直延展至天际，终于凝缩成一个点。在宇宙般无垠的书海中求索、吸收、消化，萃取精华凝成一本书，那就是我正捧在手心里的《经典常谈》。这巨大的工程，全凭一个人的努力来完成。这伟大的工程师，就是朱自清先生。

人有如沧海一粟，但集天地之精华。《经典常谈》亦如灵气的人一般，乃浩瀚书海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经典常谈》以通俗流畅的文字，按历史发展的脉络梳理了从仓颉造字开始到《周易》《诗经》《春秋》、四书五经、诗、辞、文、赋的经典内容，为读者提供通览国学精华的指南。其中所呈现的内容，有我曾用心通读过的，有偶尔翻阅未曾细细品味的，还有从未涉猎的。朱先生在文中提到，担心一些人以为读了这本书就不必再读书中所罗列的原著了。我倒觉得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正如本书作者的写作宗旨——使经典普及于一般人。

人们若想从经典中汲取一定的营养，对此有个大概的了解，那么此书已将各类经典之精髓一一呈现，读之自然受益匪浅;若是国学的一般爱好者，正能从此书中得些经验，激发一探原著的兴趣——我对其中一些已经粗略读过的著作又提起了再读的兴致，而某部尚未接触过的则已然排入我的读书计划之内，这也应当是作者的初衷之一吧;若要对其中某些或是所有的经典内容进行研究的，那此书则更能助力研究人员，使其易于把握方向、紧扣主题，无论是研究前的'热身、研究过程中的比对，还是研究即将出成果时的总结，都值得借鉴。由此可见，朱先生研究国学经典而凝成的这本精华巨著，对不同层面不同需求的人都会大有助益，真乃善莫大焉!

在《经典常谈》的阅读过程中，我不仅常被朱先生的研究精神、独到见解所感动，也不时为书中所介绍的一些经典作品的成书过程以及精彩内容所打动。司马迁因受李陵案牵连，在遭受污及先人、见笑亲友的宫刑之后，忍辱负重，继承先业，综括三千多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历时十四年之久，终于写就一部大书——《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完成先父遗志，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司马迁不轻言放弃，甘愿忍受屈辱，让自己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其中的艰辛困苦有谁知!

从朱先生的介绍中得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古人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不但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囵吞枣地念，囫囵吞枣地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读后感这不无科学道理，脑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孩子的小学阶段即6到13岁，正是人记忆力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选择古代圣贤的智能精华，进行经典诵读，加强知识积累，将经典内容存入大脑记忆，会烙印在潜意识里，会受到经典的潜移默化，能陶冶性情，使心性向善、向上。朱子认为，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是成人。滋养心根，学会做人，才能更好地做事。作为小学教师，我们从先贤身上所获得的何止是知识，所感受的何止是人格魅力，更有一些永不过时的观念和方法。读《经典常谈》，所获是多角度多方面的。

另外，本书的附录《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在全书中也占了相当重的分量。朱先生以自己的博学多才，为我们一一呈现了泱泱诗海中的精华所在，如平仄押韵的诗歌创作方法，用典的优劣，唐代著名诗人的艺术风格、代表作，以及一些典型诗作的创作背景、意义、与相关作品的对比等等等等。这些，对提升我们小学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教学能力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读过《经典常谈》，掩卷之余，感慨良多。朱先生潜心研究的治学精神，为当代所稀缺;朱先生厚积薄发的学者风范，为我辈所景仰。愿你我在朱先生这位“资深导游”的引领下，能畅游经典之胜境，汲古代圣贤之智慧，为我所用，为今所用。

朱自清《经典常谈》

朱自清(18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19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开始发表诗歌。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3-4] 1932年7月，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

朱自清《经典常谈-诗经》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歌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有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

“诗言志”是一句古诗;“诗”(言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名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 氵专 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名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又说诗歌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的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加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了。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还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 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用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的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决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的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的附合史料，编成《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的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经典常谈读书笔记

读《经典常谈》谈国学经典斐名中外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三位著名的系主任，他们轮流坐庄，罗常培、朱自清和闻一多，其中对我个人而言最能叫上名字的就是朱自清，因为上学的时候学过他的三篇文章：《春》、《背影》和《荷塘月色》，其他两位大家知之甚少。即便对于朱自清先生也并不知道多少，不知道还有什么作品或者什么精妙。今日读了一本1942年其编写的《经典常谈》，一本大师编写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才领略了大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信手拈来。这是他写给中学生的一本书，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任何个人的观点的创新创造，却是“发扬、介绍、修正、推进我国传统文化”，对历史经典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白话文导言”。

对于中国的文学经典，虽然每个中国人都度过第一点，但我想有宏观了解的却不多见。既没有人教，也没有人谈。朱自清先生写《经典常谈》就是要我们用“科学的选择和阅读方法”，“帮助人们以有效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效率，从浩繁的书海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知识，以集成和发扬前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这本书让我们“阅读经典”，了解经典。中华文字3000年，最早是出现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而在此之前“结绳而治”，“后世圣人”刀笔刻字于牛骨龟甲，用于记录文化历史的开端“卜辞”。传说的“仓颉”或许是“商契”，商民族的祖宗的意思。到了周朝演化为“籀文”(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的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古代文字四种书写方式，契、铸、书、印，对应的不同的材料“骨、铜、简、泥”而异。这是来自于《说文解字》的知识。《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河出图，洛出书”，这是传说的出处。甲骨经火烧断吉凶是“卜”，蓍草数数目断吉凶是“筮”，“筮短鬼长”，古代判断小事吉凶用筮，大事吉凶采用卜。《易经》原来是一部切用的筮书，包含三部分：连山、归藏和周易。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周易》是种哲学，民众的《周易》是种巫术。《尚书》大部分也是卜辞，是当时的“雅言”，包括“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的号令，这些号令多成为“誓”和“诰”。平时的号令叫“诰”，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有时叫“谟”。是汉朝人编辑了历史档案，改称为《尚书》，“上古帝王的书”。值得注意的是王肃的《古文尚书》是伪书，伏生《尚书》才是真本。歌谣是《诗经》的源头。

随口唱的是徒歌，随着乐器走的是乐歌。歌谣的词由乐工记录下来就成了《诗经》。“诗言志”，志不是抒情，而是关联着教化或政治。孔子对诗断章取义，诗被用来讨论做学问做人，是要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教化众人。天地君亲师，代表《礼》的三本：天地是生命本源、亲是祖先、君师是政教的本源，礼包罗万象，人情不能忘本。儒家教人和平、教人节制，建立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就要遵守“礼”，叫做“礼治”。“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传说孔子作《春秋》，“尊王攘夷”乃是《春秋》大义。史官记事两个目的：征实和劝惩。《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春秋》三传。左氏重叙事，公、谷重解经。《左传》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书，要先读《大学》，再读《论语》《孟子》，最后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中庸》传授心法，是儒教道统的根本。韩魏赵三国分晋，田齐代姜齐，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春秋进入战国。六国亲秦抗秦，即是“合纵”“连横”，202年的历史，刘向编纂成了《战国策》，“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史记》《汉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正史”的源头。两书各有所胜，班、马并称。《史记》是通史，记录到汉武，《汉书》是断代，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诛。

《史记》成于司马一人之手，“文直而事核”，《汉书》成于四人之手，“文赡而事详”，异曲同工，并称“良史”。诸子百家源于士农工商，源于诗礼乐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儒墨老阴，诸子争流;独尊儒术，多亏董仲舒!辞赋最有名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最有名是屈原和宋玉。赋不算是诗，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有韵，但是接近于文。汉武立乐府，调子分为“楚声”和“新声”。楚声成了五言诗的源头。建安三曹用乐府旧题改作新诗。晋代阮籍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唐初仿作乐府，始有七言诗。李白杜甫提升了唐诗的高度。最早的问是商代的卜辞，就是一些简单的句子，最早用于记言、记事和诉讼。文的标准有梁照明太子《文选》中第一次提出。柳宗元、韩愈带领文走上平正通达之路。“顾问不宜说理”，应该“用现在的中国话做文学”。是为记。